选择“共同之善”襄助社会发展

富人移民，或向国外转移财产这个老话题，最近又被一些媒体关注。种种情形表明，出于对安全的焦虑等原因，或移民，或向外转移财产的中国富人，有愈来愈多之势。

富人选择移民等方式，原因种种，各有不同。总体来说，包括贫富差距拉大、对社会安全感的下降、担心政策不稳定，以及缺少对于法治的信心等等，都影响了部分富人的选择。也有少数人是因为财产来源不清不白，或出于对生活方式的追求，而做出的或被动或主动的选择。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的不安全感在增加，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预警”信号。

2008年以来，中国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下滑，关于企业家的“原罪”和财富的合法性问题在舆论上也呈现放大效应，导致了社会上部分人“仇富”情绪的强化。2008年中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自己“压力很大”的企业家占34.3%，认为“压力较大”的占55.4%。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一些企业家经营发展企业的信心降低，创新动力不足，有些企业家在困难面前被动等待、消极应对，有些甚至放弃了企业经营，收手不做，移民他国。可以说，比之富人的移民或转移财产本身，其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更须深长思之。

当然，富人移民问题，并未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系统性、普遍性问题。中国富裕人群大多对故土、祖国有归属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随意夸大富人移民问题的普遍性与严重性，既与事实不符，也会误导社会大众对此问题的理解。但我们同时也认为，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预警”信号，不能以为司空见惯就熟视无睹。

30多年来，借助改革与开放，依靠艰苦奋斗，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繁荣。这一繁荣的成果令人骄傲，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分享到这一繁荣。有调查显示，在当前，不同社会群体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观感受和判断评价都十分接近。而贫富差距拉大条件下的社会安全感下降，引起相当多的富裕人群的深切焦虑。

毫无疑问，社会群体的不安全感增加，与宏观经济政策、财富分配方式、社会治安形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多方面，均有关联。认识并谋求解决富人移民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富有现实意义。包括社会舆论环境、融资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行政效率、人力资源供应、中介服务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展等方面，都应有较大改善，为企业经营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命题，则会有另外一种思考。当代中国富人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先富起来的一群（现在逐渐有了“富二代”），是应该选择移民、选择逃避（当然有些移民与逃避责任无涉），还是帮助一个社会的共同富裕？

小平同志当年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最终的目标，是先富者带动后富者，是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而不是贫富悬殊，是中国社会必然的追求目标。如今，一些先富者的选择却是转移资产，是移民他国，如此选择实在与帮助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去甚远。

撇开靠腐败、靠灰色手段来获得财富者不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先富者，或是依靠艰苦奋斗，或是通过创业成功，或是把握住了资本市场的机会，致富路径不外上述种种。而无论是哪一种路径，在个人的因素之外，财富意义上的成功者，无疑都依靠了我们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社会性资源。先富者若只强调个人因素，而刻意忽略社会性因素，显然是不妥当的。

这也就是说，先富者天然地对自己的祖国，对这片土地怀有一种责任。换句话说，帮助实现共同富裕，先富者责无旁贷。如果这个群体更多是选择逃避，而不是担当，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是一种社会病。说到底，先富帮后富，是一种社会义务，而非施舍；先富帮后富，帮人终将也是帮己。

西哲托马斯·希尔·格林曾提出“共同之善”（Common Good）的思想。其核心含义是，共同之善的基础在于个人与他人相互依存，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并表现为个人的善的实现必须通过共同之善。这一思想，给人以深刻启示。

从社会的角度说，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珍惜原本就稀缺的企业家精神，要强调对产权的保护和对法治的尊重，要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如此，先富者方能安心、对祖国更有归属感。近日，新“36条”的颁布，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也是一个鼓励，唯期待能够更好地落实。

但与此同时，也要强调先富者的责任与义务，借助制度与文化的进步，襄助社会发展。先富帮后富，可以通过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发展企业拉动就业，可谓是办法种种，各显神通。关键在于，只要心在这片土地上，先富者就能够承载起“共同之善”的理念，并在回馈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