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6条”：结构调整的催化剂

民间投资的新版图

《21世纪》：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新36条”），各界反响热烈，有专家预期2010年将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民间投资元年。您如何看待“新36条”出台的时点和背景？

石小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实施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年新增贷款近十万亿元。现在，经济增长已恢复势头，甚至出现过热迹象。而此轮政府主导投资的某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过分倚重国企投资，将会提高投资总成本，形成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

在救市中，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凸显。以总量扩张方式实现的增长，必然导致成本上升、物价上涨，进一步恶化结构问题。所以，结构调整已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进行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将是未来结构调整的主力。

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国内外市场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政策法律也未给予民企和国企同等的待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急切期待着，通过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打破民营经济的准入限制，哪怕是实实在在走出一小步，也将对结构调整和经济的长期繁荣产生积极影响。

保育钧(博客)：“新36条”的出台，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首先，可使政府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平稳顺利地退出，转入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性增长轨道。

其次，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自主创新。在中国各类经济成分中，民营经济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80%以上的新产品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65%以上的科技成果和技术专利也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全国56个高新技术开发区，80%以上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出于竞争需要，具备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所以，要调整结构，转型升级，就需要依靠民间资本的创新。

再次，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不仅要靠收入分配改革，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创业问题。创业者越多，提供的就业岗位就越多，民间资本为创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现在我们每年面临2000多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最多只能安排900万，还有1000多万须靠民间投资来解决。就业的人多了，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创业者多了，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了，社会才比较平稳。

最后，中国经济要维持20-30年的快速发展，主要依托城镇化。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仅46.6%，还有7亿多农民在农村，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点，就会有700万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三十年就是2亿多。这2亿多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也需依靠民营企业创造和提供就业岗位。可以说，民间投资，关乎持续发展的全局。

《21世纪》：与2005年国务院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相比，“新36条”有哪些不同？

保育钧：新、旧36条是一脉相承的；新36条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首先， 2005年的文件题为“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讲的是非公有资本，而非公有资本是相对公有资本而言的，是以公有制为本位的。而“新36条”题为“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没有再重复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资本的提法，而是谈的民间资本、民营企业。

其次，旧36条的措辞主要是讲“允许”，允许的主体是政府。我们知道，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经济的宏观调控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配置资源的基础是市场，政府对各类企业应一视同仁，为什么对民营企业有一个允许不允许的问题？讲“允许”，是权力配制资源的一种标准语言。而“新36条”只有两处提到“允许”，其它通通是“鼓励和引导”，这样位置就摆对了。

最后，划清了几个边界。文件规定政府应主要投资于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和范畴，目的在于把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清楚，凡是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地方，政府就应当放开，让民间去投资；其次是划清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的边界，国有资本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民间资本进入；最后是划清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的边界，政府是投资主体，民间资本只是一个补充和辅助手段。

民间投资替代地产拉动

《21世纪》：包括“4万亿”在内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将在2010年跑完自己的里程。“新36条”也被看作是接棒4万亿的一种需要，您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盛洪：首先，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已处于一种高度的通胀压力之下，只不过这种压力在全球经济危机来临后稍有缓解，贸易顺差缩小了，通胀压力减小了，但这不应被理解为会造成中国经济深度衰退的危机。

其次，四万亿主要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投资来实施，效率较低，带动的就业和有效的经济发展范围不是很广，产业也不是很丰富。

最后，四万亿到了央企手中，又集中进入某些特定领域——房地产和股市，股市由于流动性较大，去年6、7月份大量进入，后又撤出。所以，更多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领域。这个领域有相对的好处，产权较明确，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所以需求旺盛。

去年的经济刺激计划发放了过多贷款，在今年的通胀压力下，必须有较大力度的收缩，收缩之后还要发展，就需借助民企的力量。“新36条”积极的一点就是强调扩展投资领域，既可通过投资多元化来缓解房价上涨的压力，也可通过鼓励民营企业投资，使经济发展在产业方面更丰富，投资效率更高。

《21世纪》：在房地产调控的当下，“新36条”对拓宽民间投资渠道有积极意义，它能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的力量来代替经济对地产开发投资的过度依赖。您如何看待“新36条”对当前房市调控的作用？

石小敏：高房价的症结在于供不应求。去年全国住房销售面积9亿-10亿平米，而美国目前每年销售约600万套住房，按每套150平米估算，一年总计商品房销售面积9亿平米。美国有3亿人口，并已完成了城市化，这对它而言是一个平稳需求量，包括了穷人和富人的全部购房需求。而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峰期，城市常住人口（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约6亿-7亿，每年还有1000万-2000万人口流入城市。因此，我国每年房屋销售面积应至少是美国的3倍左右，粗略估算，我们的年供给缺口在10亿平米以上。

社科院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城市常住居民85%买不起房，中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障性住房占住房销售的50%以上，而去年我国保障性住房的销售面积，扣除掉提供给公务员的所谓“经济适用房”（实质是特价房），只有1000万-2000万平米，不到总销售面积的2%。

高房价的真正推手在供给面：地方政府既垄断了土地拍卖市场，也控制了城市化进程下的城市拆迁与扩建，节节上升的楼面地价与拆迁补偿标准成为推动房价的两个机制。同时，低利率的信贷环境也助长了民间资金对房地产的炒作，加剧了房价泡沫化。

去年年底以来的房市调控政策，表明了政府对房价问题的重视。想要根治房市顽疾，需要政府在供给面的突破，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创新土地供给制度，释放市场力量，梳理相关的产权关系，适时开征保有环节的税费。与此同时，拓宽民间投资的多重渠道，分流在房地产领域聚集的民间投资，才能做到“釜底抽薪”。

放开准入只是个开始

《21世纪》：“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产业既包含公用事业，也包含竞争性产业，那么，政策对于进入不同领域的民资是否也应有所区别？

盛洪：垄断性领域、具有公共性质的领域，在定价机制方面通常存在市场失灵，需要适当的管制，而不只是放开进入。如自来水供给，既要模仿市场，让企业在进入的时候竞争（即竞标）；一旦竞争成功，企业就会获得一个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特许经营权。但为防出现垄断高价，政府需管制价格。同时，对于一些重要的公用事业，如水、气、电等，政府也应对其质量和安全实施监督。

竞争性领域则应遵循市场规律，放开竞争。如石油就是竞争性产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石油公司都是民营的，它不存在特殊性。有人提出石油具有某种战略意义，它决定了军队的机动性，但这并不构成石油产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或垄断的理由。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军事力量很强大，但它的石油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民营的。当然，这并不表示美国的石油行业没有垄断，标准石油公司即洛克菲勒家族曾垄断过，但这是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的垄断权，而不是利用公权力不恰当地赋予它们垄断权。

而在我国，石油行业的垄断权是靠行政权力获得的。1992-1998年，中国内地成品油市场相对开放，对民企批发、零售成品油没有限制；但随着针对石油行业的38号文件(《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国办发[1999]38号)的下发，两大或三大集团垄断了从勘探开采，到炼油零售，再到进出口，石油产业链的几乎各个方面。之后还有一个7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规定没有两大集团同意，不得建立加油站。铁道部还有一个《铁运函150号令》规定没有两大集团同意，各铁路局不准受理成品油运输业务。这都直接赋予了两大集团以政府职能，并以此排斥竞争者。正是由于国有垄断利益集团的存在，民营资本的进入才步履维艰。因此，真正开放竞争性产业的关键在于废除国有垄断集团的垄断权。

《21世纪》：除放开市场准入之外，您认为鼓励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必备要素还有哪些？

盛洪：放开准入只是个开始，进入以后我们还需相应的法律来保障民营企业的经营权、开采权或其它产权的安全性。过去，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现在名义上分开了，但实际很多还是混在一起，如国企高管和行政部门官员同属一个集团，交叉任职。他们之间交流和沟通，形成合谋的可能性很高，容易出现一些国企管理层利用公权力打击民营竞争对手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企分开，让国企高管和行政部门官员分属两个不同的群体，杜绝交叉任职。

石小敏：去年以来人们热议的一个问题是“国进民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民营经济占比下降多少，而在于它表明了人们担忧的一种势头——改革裹足不前。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魂”，正是突破传统体制束缚、释放体制创新的潜能，鼓励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令人顾虑的是，政策安排如何突破垄断领域既得利益的阻碍。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至今，由于种种因素阻挠，并未有效落实。此次“新36条”，需要更有效地推进和落实，让实例说话，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现在全球都在选择新的方向和战略，国内结构调整迫在眉睫，这是考验决策层勇气和决断的时候，不进则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