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炒股票的由来

在股份制试点的早期，由于社会对股票缺乏认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东西既不能退股又不能还本，也没有市场转让，因此股票发行出现无人认购的现象。1987年5月正式批准深圳发展银行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原来计划发行79.5万股、筹资1600万元，但由于人们对股票认识不足，推销工作十分困难。虽然深发展发动全体员工四处兜售，也还是没有完成发行计划。实际仅完成49.9%，发行了39.65万股、筹集了793万元。在此期间，深圳市领导本着对新生事物的支持而带头认购，并曾号召各级党政干部带头认购。

所以深圳股份制发展的初期，许多党政干部都持有不少企业的股票。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多年后回忆此事是这样描述的：“1987年深发展股票发行时，公众股还有80万卖不出去，当时到机关推销，公务员可买200股，20元一股，4000元。万科也卖不出去，到蛇口摆地摊，就像现在卖彩票一样。我那时的工资只有200多元，当时谣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领导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竣，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

1990年初，深圳股票的柜台交易市场开始进入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阶段，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20天内，深发展股票上涨了100%，到1990年11月，深发展涨到了120元。当初深圳党政干部为支持改革而买入的股票，一下可以赚不少钱，也带来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红眼病。

1990年秋，正当上海和深圳两市紧锣密鼓地筹备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当口，一封发自深圳、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中传阅。信中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看完这封来信后，内心极度担心。他们最怕的是这会扑灭好不容易点燃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星星之火。

为了堵住“深圳党政干部被股票一网打尽”的责难，深圳市委、市政府在1990年10月做出决定，党政干部不得买卖股票。李灏事后回忆：“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通知发出后，证券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各种议论都有，有股民说，领导干部不买股票我们缺乏安全感。

1990年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响应红头文件的规定，纷纷踏入股市开始抛股。由此开始了深圳证券市场长达9个月的熊市，最终引出了政府动用2亿元资金坐庄深发展救市的后话。

在此之后，199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其中第一条第3项规定：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

199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其中第一章第二条第三项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严防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的政治生活和国家机关的政务活动。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活动。不准违反规定买卖股票。在1997年9月3日中纪委发布的与此相配套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实施办法”中对以上规定作了详细的解释。

这种禁令一直到2001年才有所改变。当年4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第二和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是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将其合法的财产以合法的方式投资于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可以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至此，才改变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买卖股票的强制性规定，有限制地放宽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依法投资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