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紧急“谋策”国际贸易定价权

“尽管‘中国制造’风靡全球，但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一语惊人。

而与国际贸易体系定价权紧密相连的则是铁矿石、石油、大豆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三项大宗商品，这三项商品的全球最大买家便是中国。

然而与之“超级买家”身份不符合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体系中定价权的“丧失”。

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为解决这一困境，国务院正在筹划成立统一工作小组，“谋划”应对之策。

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此次工作小组的成立，正如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国务院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任主任一样，这次国务院正在筹划统一工作小组之举体现了国务院冲破各种壁垒、整合资源、改善大宗商品交易环境的决心。

超级买家的尴尬

据消息人士称，该小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牵头，以商务部为主，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参与，负责制定相关大宗商品交易法规，彻底整合国内市场，解决交易中法律不完善等问题。记者对这一信息进行了求证，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商务部尚未对记者的采访内容予以回复。

“国务院、商务部对大宗商品贸易存在的问题越来越重视，这客观上是一种积极的推动，这也足以说明解决目前大宗商品定价权缺失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北京市律师协会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常成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所谓大宗商品定价权，就是由谁来确定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交易价格。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的定价机制与定价权紧密相关，其内容包括大宗贸易中潜在的或普遍认可的定价规则和贸易双方所确定的或参考的基准价格两个方面。

“而中国在大宗商品方面几乎没有议价权，供求关系决定了中国的被动地位。”中国钢铁研究专家李丽霞说。

中国钢铁工业产能世界第一，铁矿石进口世界第一，其中2009年进口6.3亿吨，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69％。今年，国际铁矿石巨头再次更改定价规则，从年度定价改为季度定价，中国钢铁企业要比去年多付700多亿美元。

“不仅仅钢铁，中国的大豆对外依存度也高达70%。”中国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

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2009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为4255万吨，比2008年同比增长13.7％。每年消费大豆5000万吨左右，大部分大豆都严重依赖进口。

然而，“物以稀为贵，正因为中国的巨大需求，加上中国人有钱，欧美市场借此操纵大宗商品价格的现状非常明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

“我国的这种影响力仅仅体现在需求拉动方面，在价格上影响力却甚微，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这与我国‘超级买家’的地位极不协调。由于缺乏定价权，我国企业在进口大宗商品时多次被迫接受价格的大幅上涨，而在出口大宗商品时却不得不面对国际买家的低报价。在此过程中，我国企业损失巨大，多个行业受到冲击，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专家陈玉财表示。

三招应对

从当前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来看，要获取定价权，主要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让企业通过有效地参与国际定价中心来逐渐获取对价格的影响力；二是通过提高大宗商品相关产业集中度、形成行业与价格联盟、参与海外资源市场等方式来提高企业的谈判地位，进而获得国际价格影响力。

为此，姚坚指出，破解这一困局有三大途径：整合国内市场;有效利用反垄断法及WTO规则；利用中国大市场地位，采取多种金融手段，通过在国内建立期货市场等增强对价格的影响力。

“但其中相对重要、合理的是加快期货市场建设，提高企业对期货市场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程度，通过定价中心方式获得定价权。”陈玉财认为，“而定价中心的概念实质是发展层次高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市场。”

“因为要操纵价格，有三个条件：一是信息通畅，我掌握的信息别人不知道；第二我把信息卖给强大的金融资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说，第三，“这种强大的资本力量不是由单一机构或者单一企业参与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众多相关企业参与定价中心，这样才能对价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是一个全球充分参与的市场，各种各样的市场主体都可以参与期货的远期交易和套期保值。“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委员会是两个并行的机构，明确分工，一个负责管期货，另一个负责管证券。而且美国有一个统一的金融服务局，进行统一管理。”北京市律师协会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常成说。

“而在中国，关于大宗商品交易的管理部门很多，属于多头管理。例如，现在期货交易由中国证监会来管；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建设、审批由商务部来管，黄金期货交易归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而这些管辖单位都是平级单位，在调度上缺少协同。这导致在大宗商品管理方面，一旦出了问题，相关的管理部门就相互推诿。”

常成说：“最为典型的是浙江嘉兴的丝绸交易所的例子。从定价角度来讲，当时的它是很成功的，因为那时基本上世界的丝绸价格都看嘉兴的。可是由于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法规以及监管条例，他们在交易当中并不规范，有人就携款潜逃，遗留下很多民事、刑事纠纷。”

由于没有统一的监管法律以及规定哪些期货交易可以做、谁来做、用什么样的方式做的规定，此类民事、刑事纠纷案件不胜枚举。

所以按照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的话说：“应该利用中国大市场地位，采取多种金融手段，通过在国内建立期货市场等增强对价格的影响力。”

行会力量不容忽视

姚坚在破解此困局时把整合国内市场放在第一位，可见市场力量整合的重要性。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积极参与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共享组织内部信息，形成合力与其他贸易环节主体打交道。反映在期货市场，他们可以共享期货信息，采取相同的操作来影响期货价格的走势，从而参与期货价格的定价。作为合作组织的重要形式，行业协会作用发挥的好坏能够起到直接的影响。”张俊认为。

中美商会会长孟克文对记者表示，商会每年都会作为企业的前沿力量，整合各方需求，洞察中国市场，定期发布《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

2010年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写道：“目前，美国企业在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中国法律法规的解释相互矛盾；2009年，有32%的调查对象表示在华管理级人才匮乏；22%表示在华获得许可困难，法规缺乏透明度等都成为美国在华投资的几大担忧。”无独有偶，此份白皮书颁布的时间正是美国对华汇率问题施加压力的“白热化”时刻。然而，不得不让人佩服的是，这种压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美国政府。孟克文表示，会经常向国会进行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现状的汇报。

“但是在中国，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在服务协会企业、参与市场话语权争夺方面，很多工作都没有正常开展，使得协会内众多企业不能形成合力参与谈判、参与期货市场合力，只能沦为国际大商品定价的接受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张国庆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